跨界太极学术 | 吴俊：新媒体时代的中国文学状况
新媒体时代的中国文学状况
吴俊《新媒体时代的中国文学状况》，《华夏文化论坛》，2016年02期
吴俊
我在大学里的教学常用有代表性的论文为教材，进入网络时代后，研究性的论文是否只能采用传统的工具路径来进行？我刻意做了一次实验，也想使它成为课堂教学中的一个示范：我们是否可以全部运用网络资源来探讨文学的专业性问题，并进行相关的一般性研究？我选择的是获诺贝尔奖后的莫言研究问题。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文艺研究》（２０１３年８期）上了，文中的大多数注释都来源于网上资料，注释采用的是专门的网页标识。发表前责任编辑还专门再次确认，真正是负责任的编辑。我想用这个实验来说明，在目前条件下，使用网络资源应该可以从事专业性的文学研究。包括传统的研究问题也可以通过网络路径来完成。就此而言，传统形态的图书馆对于专业研究的价值显然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很多年前我就说过多次，网络时代的意义最深刻的不是体现在“文化”层面，而是体现为“文明”的水平层次上。网络（或曰新媒体）的含义很深刻也很复杂，我们从经典理论来说，有说法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标志是生产工具；当新媒体成为社会的主要工具时，它代表的就不只是一种文化而是一种文明阶段了。
现在的生活和社会的所有方面都离不开网络新媒体了，以前大家比较熟知的是机器人之类，比如传统的产业工人的工作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人了。现在连吃饭都可以通过网络订餐，买方便面都不用出门了。生活和生产工具的进步代表了人对自然和自身的观念改变，工具不再只是工具的文化，而是工具的文明。新媒体意味着新文明时代的开启。
新媒体尤其对我们的社会影响格外显著。据我的观察，新媒体在中国有两种特定的功能应该予以关注，第一个是权力功能：重新分配权力的功能；第二个就是制度功能，重新规范社会秩序甚至是政治秩序，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大家都说１９９０年代开始社会转型，宏观来说这是制度的转型，但实际来说，是利益分配的转型。用具体例子来说是最清楚的，以前中国人群当中，工农兵最有地位，尤其是城市产业工人最有社会保障和政治地位，在没有形成所谓中产阶级的时代，城市产业工人担负的其实就是中产阶级的角色。但进人９０年代以后，产业工人很多沦为下岗工人，传统社会人群中受损最多的就是城市产业工人，产业工人的地位迅速就被边缘化了，从经济角度说，产业工人和下岗工人成为城市里的新穷人。相对应的就是工商业者之类阶层的地位急剧上升，不仅经济地位上升，而且政治地位也同样上升得翻天覆地。伴随这一切的还有制度建设。我们举个例子，股票从里到外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但是很快进人了中国，我们也有了融资市场。诸如此类吧，总之可以说中国的转型就是多种制度因素在中国的制度化建立，并开始不断地进行着新的社会利益分配，从而影响了日常生活，影响了我们的全部生活。
网络新媒体也一样拥有了制度功能和权力功能，它能改变社会上每一个个体在实际人际关系或部门关系中的权力地位，它能起到的作用在一些案例中甚至是决定性的。比如大家听惯了的强拆事件，地方政府把土地卖给开发商，开发商与当地居民协议补偿，双方谈不拢，有些政府官员也帮助开发商，民众投告无门，多数只能成为受害者。在以前的纸媒时代，这种事情完全可以捂着盖着，全世界不知道，但有了新媒体以后就发生变化了。许多年前有个刊物做过这样一个封面，开发商为有居民不走，就把那栋房子的周边挖成了一个环形深沟，结果这个房子建筑就孤零零地竖在一个孤岛上。这在当时算是少见的平面媒体的传播方式。但在新媒体传播中，比如手机，他将这一切的视频甚至包括强拆过程中的暴力视频都能第一时间上传，最快速度就能引爆全社会的聚焦关注。所以说新媒体可以帮助原来纯粹弱势的一方能与强势的政商力量相抗衡，形成新的博弈格局。也就是说新媒体改变了社会的权力分布，进而可以影响到制度层面的改变。就像大家知道的，有些法规因此撤消了、终止了，而新的法规开始逐渐建立起来了。从这一意义上说，新媒体推进了社会的民主和文明的进步发展。
这在一般文艺、文化案例中就更是普遍，新媒体决定的往往就是文化产品的命运。我近来一直都在强调一个观点，媒体时代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到一个传播的问题。而且，传播决定市场；市场则关联并决定着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前不久的《琅琊榜》《伪装者》，怎么红的？电视传播根本不能收回成本，赚钱是在网络传播里，当然大众并没有意识或会去想这个问题。随着新媒体成为我们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视听娱乐主流方式，电视的功能飞速弱化，我家的电视只偶尔当作显示器看电影，这导致了商业投放如广告开始疏离电视媒体，电视的眼球和赚钱效益不再突出，一切利益都开始转向了新媒体。获得新媒体支持就有了最广大的社会关注度，市场就在其中形成，经济利益也就此能够得到最大的保障。我们可以看出新媒体对于权力、权利的改变与重构是翻天覆地的，是具有颠覆性的。再打个比方说，纸媒时代的社会权力运作完全可以是密室政治、黑箱运作，新媒体则在技术上迫使权力政治必须朝向阳光政治的方向努力。新媒体具有更多的约束权力的功能。这改变最大的就是我们的政治生活。讲政治也不要理解为政治局，简单地说，政治也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即人际权力关系。每个拥有了新媒体的个体，掌握的可能就是最广大、最有力的社会权力。我们终于也有了自己说话并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这就是我们的政治权力。人际权力关系的改变，社会的文明含义和价值观念当然非同往昔，划时代的革命其实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了。当然，革命时代往往也就是最痛苦的时代。权利与责任的关系就在其中需要平衡。传统权力肯定想着要约束新的夺权，权力分散不是既有权力者愿意看到的，只是他有点无可奈何而已，权力博弈有时会很残酷。另一方面，每个个体都成为权力中心，如何协调个体和社会的权力关系，这是所有社会里的难题，民粹思潮的流行已经为我们的社会安全敲响了警钟。凡此都是新媒体时代的重大社会问题。
《琅琊榜》剧照
新媒体也重构了文学价值观，即如何理解和评价文学。我们来看作家的身份地位变化，１９４９年以后到９０年代以前，你要被作家协会这样的行业专门组织认可你才会“变成”作家，作家协会虽说只是所谓的群众团体，但它拥有的身份命名权力则是政府权力赋予它的，它拥有一种权力的无形资产。世纪之交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新媒体打破了有关于作家身份的这种命名权力格局，文学权力生态发生了改变。原先的权力在大趋势之下不得不后退的同时，便生造出一个新的文学写作身份，就是写手。写手一词充分体现了身份的歧视观念，好像他天生就比作家低级。形势比人强，几年前终于发生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以郭敬明为代表的１０位“写手”由传统文学家介绍加人了中国作家协会，这是一个特别耐人寻味的事件。郭敬明出身并不在网络，他和韩寒等８０后一样是从新概念出道的，正好出名以后网络时代来了，所以网络传播是对８０后重新塑造的过程，“写手”获得了一般作家从未拥有过的文学权力，即便他犯了抄袭案，法院判罚和道德力量也已经无可奈何他了——你们看这个世界变化有多大，或者说新媒体对人和社会的改变有多大。郭敬明加人作协的介绍人是王蒙和陈晓明。王蒙不仅是著名作家，还是原文化部部长，在他身上附着了国家权力的痕迹；陈晓明是著名的批评家，又是北京大学教授，是文学界的学院代表性人物。——可以说王、陈两位堪称当今中国文学界最具“权力”意味的标志性人物。他俩联手推荐郭敬明加入作家协会，这一程序形式的意义就已能说明一切了。新媒体已经改变了一个时代的文学价值观。作家身份的确认方式意味着传统资源和网络资源已经获得了有效的整合，从制度层面上看，你可以说这是传统制度对于新媒体的包容，也可以看作为新媒体对传统文学势力范围的突破。
常有人说新媒体并没有改变文学，我说，恐怕真是有改变的。什么是好文学的理论标准很难界定，大多应该是经验性的审美把握和判断。大约100年前，白话文学开始取代文言文学，文言的千年历史好像一夜之间就被打败了。胡适们要强调白话文学正宗，因为传统文学观念只认文言一个正宗，胡适清理出了另一个正宗传统。这就改变了文学价值观了。这是一方面，同时另一方面也很重要的是，白话派还得到了政府权力的支持，北洋政府在五四时期就颁令国立学校使用白话。——白话就是新媒体。胡适们就是新媒体的文学“写手”，在文学市场和权力的支持下，新媒体很快成为文学主流表达的形式。你不会以为白话文学对于好文学的标准及认知是与传统文言文学的标准一致的吧！这就是说，新媒体对于文学价值观的改变是必然的。而首先改变的就是文学的审美形式和经验判断。
举几个与一般美学观念相近的例子来看吧。新媒体文学形态的作品中，风景描写几乎没有，或很少的。景物描写是一种平面的展开，需要辅之以深度体验的阅读，这对于新媒体的“速读”性格是格格不入的。这样，传统的美学标准就失效了，以景写情、情景交融之类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另一个例子是心理描写在新媒体作品中也是没有或绝少见的，你在网上是再也见不到类似茨威格这样的作家的。用具体作品来举例的话，《长恨歌》里有多处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一看就是传统文学的大手笔再世，如果是以新媒体为主要载体的话，那无论如何是不能这么写的。《长恨歌》只会成为一部市井言情小说，然后再改编成一部电视烂剧。那么简单的结论也就出来了，如果类似这样的传统经典因素都没有了的话，文学到底变了没有？从极端的案例可以看出，文学显然是变了；只不过我们正处在变化的过程中，变化的程度还无法真正确认。而且，文学的固有权力总在传统一方，新的力量是来夺权的。传统的经典在当下文学社会里依然有顽强的存在，这是今天文学权力博弈的真相。从这个角度再看王蒙陈晓明郭敬明与中国作协的联手，你就能更加清楚地看出当今权力走向及运作的真相。
上世纪９０年代有过一阵媒体写作十分兴旺的阶段，很快到了世纪之交，纸媒渐渐就打不过新媒体了。这是文学生产方式的系统性的改变，教育我们不能再用以前的思想来想现在的文学了。这当口就出现了一代新作家现象，即所谓的８０后。８０后是诞生于纸媒、成就于新媒体的一代作家。这代作家的出现意味着文学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即文学标准的改变。影响无与伦比。现举例说明，近数十年间，我们的时尚文化产品只有两个东西是要连夜排队的，第一个是苹果手机，另外一样东西就是郭敬明的书《小时代》，据说北京西单的书店门口深夜一点半就有人排队了。作者在博客中说，看到这么多人在看我的书，想想也真可怕。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我也觉得好可怕。文学价值观的改变依赖的是阅读文学的人口，有效的阅读人口会影响制定文学价值的标准。我们通常说的是市场，其实市场的含义就是有能力购买产品的人口。阅读人口会对文学的流变起到实际的推动作用。那么多有效的阅读人口都是新媒体文学的读者，今后的价值标准肯定就与现今价值标准不一样了。还记得多少年前编诗歌选，把崔健的歌词也放进去了，这是对传统诗歌的冲击。那正是经历摇滚流行的革命时代的洗礼。现在面临的情况其实也一样，新媒体的原创作品也大量冲击了传统媒体作品。什么是好文学？这个问题很可能不重要了；什么是人们阅读的文学？这才是当下有价值的问题，而且，这会影响到今后文学的形态和大势走向。一般而言，至少是现象上的传统文学准则正在后撤，新媒体带来的新东西正在不断扩大势力范围。什么时候新媒体技术达到饱和滞涨的状态，依赖于其技术载体的文学形态才会趋于平稳，现在正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中。
纸媒到新媒体的过程，或者说８０后的诞生过程，就是《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历程。我认为新概念作文大赛具有文学史的里程碑意义。《萌芽》原本是典型的传统文学和意识形态的文学刊物，到了９０年代再度改革开放后，文学遭受到了存亡考验。许多文学刊物都发生了转、停、并的变化，《萌芽》怎么办？最后的决策是将文学写作与基础教育中的语文教育和作文联系起来，利用大学和中学的文学资源把《萌芽》变成面向校园的青春写作刊物。主要是将中学生变成自己的主要对象和市场。如果说以前刊物培养的是传统意义的作家，那现在，青春写作搭建的是学校作文与文学写作之间的桥梁。新概念大赛的名称是“作文”而不是“文学”大赛，规避的是风险，获得的是被学校教育压抑已久的学生的支持和追捧。新概念激发了年轻人的写作潜力，引爆了全社会的文学冲击力。《萌芽》顶峰时靠自行发售便达到了５０多万份，这都是付费订购的。所以说韩寒郭敬明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因为刊物是拿钱买的，不是别人送的，所以这个买就意味着他们的作品获得了有效阅读。新概念作文大赛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８０后作家的出现。作家也是被生产出来的，也是文学系统性过程的一部分，现在这种生产过程和方式已被改变、改造了。与以前的组织培养完全不同，新概念作文大赛承担了一代新作家的崛起。有人视“断裂”事件为一场事先张扬的造反。因为在传统体制里年轻作家感觉自己受到了压制，没有办法，只能采取对于传统、经典、权力的攻击姿态表达不满，但最后还是败退、妥协了。新概念以双重的脱或超越相号召，既否定僵硬的作文笔法，又并不追随所谓的纯文学，在青春、自由和创新的旗帜下开启了一场青春文学写作的大潮。当全社会厌倦文学的时候，只有被释放了的青春激情一下子成为最热烈的文学元素，这种文学元素也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庞大的文学市场。与断裂事件相比，新概念作文大赛借助了传统的力量完成了一场对于传统的革命，这是必将载人史册的一场大革命。那么新媒体的表现就更加激进了，新媒体的技术手段具有先天的革命性，并且是先天合法的革命性，它不需要宣战就直接颠覆了传统体制，还没有人能说它是反革命，这就是新媒体技术革命的可怕所在。如果说新概念作文大赛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催生出了一代８０后作家，那么新媒体时代的作家生成方式就不会再是以明显的代际方式表现出来了，任何人进人文学都不再会遭遇任何门檻的障碍。
权力转换得非常迅速。最早也是最著名的文学网站榕树下评奖，请来的评委多是传统纸媒出身成名的作家。但是过了没几年，倒过来了。网上大咖的文学号召力和发言权在读者市场中远远超过了当年必须借重甚至膜拜的纸上英雄，传统文学最终也不得不改弦更张上网了。从文学网站的运作和变迁中，我们就能知道在新媒体时代来临初期的几年，中国文学的发展正在发生特别激烈的洗牌。２００３年被称为博客年，很多人都在弄名人博客，博客成就了一批名人，但鲜有传统作家在此道中成功的。有个演员徐静蕾成了新闻人物，因为她有了１０００万的点击率，在那时候是个天文数字。所以我们要知道博客对于传播的影响力。倒是后来韩寒据此成为叱咤风云的“意见领袖”。与此相应，80后正式进入了文学讨论的层面。而今连80后也成为一个历史概念了。这就是新媒体时代的时间概念和速度。
新媒体赋予了每个个体无限的权利，个体权利和文学资源的结合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从资源和生产力角度看，文学获得的支持在新媒体时代也应该是最充分、最巨大的。而且，广义的写作及功能在中国历来都是一种迫切的社会性需求。
中国是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我把当代文学在政治角度定义为国家文学，意谓当代文学是受制于国家权力的文学。所以在各种不同时期，极端点说尤其是在文革、在改革开放初期等政治转换时期，中国文学总会承载很多社会诉求，社会诉求会借助于文学写作获得强烈的规模性呈现。轰动效应的文学往往因为有了政治指向就变得更加强大。新媒体则使文学的成功变得更具有多种可能性，包括商业上强大的后援推手都可以来推动实现预定的目标。新概念大赛的成功是因为找到了青春写作的文学类型，广义分析也是触摸到了全世界弥漫的青年亚文化的痛点。亨廷顿在分析世界文明冲突时，对于青年亚文化的看法很值得认真对待，不仅在政治领域，文化世界里也是一样的。年轻的生命激情需要获得宣泄的出口，要么升华为建设性的力量，要么成为破坏性的冲击。感谢新概念作文大赛，写作终于使得一代躁动的生命有了自我代言的机会和存在感。
亚文化这个概念也是相对的。在中国的主流媒体是指什么？从政治角度来说是《人民日报》、央视之类。但是在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的概念似乎已经难以界定了。文学上来说，主流文学又是什么呢？如果把文学呈现形态分成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什么又是主流的代表？所以同样我们也根本不能对亚文化做一个明确定论。新媒体使得传统媒体时代的主流和亚文化分野变得模糊不清了。某种意义上说，新媒体时代的文学整合还没有获得基本的完成，我们凭借的主要还是纸媒时代的文学经验。所谓传统主流价值观已被消解，实际上是价值观产生了真空，我们都不能定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最后我们要说的是文学写作的分流与泛化。近年非虚构观念很流行，有的人说非虚构写作，有的人说非虚构文学，从非虚构我们可以最大程度看出文学写作的分流和泛化。我以前说不认同鲁迅的杂文是文学，不过其中有文学笔法存在。简单的理由是，杂文如果是文学，那文学的经验性的界限就模糊了，大量议论性杂文将使文学的边界完全消失。我们要坚持的是一种概念或者现象的边界，假定说文学写作的边界没有了，那也就是取消了文学文体，所谓文学就会变成没有主体的辅助性手法而已。我对非虚构的基本立场就是如此。这里还要破除的一个观念是，在各种写作文体中，并非只有文学才是高尚的、高级的；文体是平等的，好的文体就是能够实现其表达功能的写法。如此而已，所以不必以攀附文学来提升自身的价值。
新媒体现在很疯狂，但总有一天会终结。新媒体的技术支撑总有一天会饱和，至于这一天我们永远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比尔？盖茨是技术出身，他曾说全球大概多少人拥有一台个人电脑时，电脑的饱和量就差不多了，技术发展也到了终点。但一年不到，电脑拥有量就超出了他的预言。现在又已过去了十几年。所以新媒体会把人类带到什么地方去，未来怎么走，只要是人就没法预言。我们只能通过分析技术支撑下文学的有效阅读人口状况，大致猜想不可知的文学未来。
（录音整理：陈佳利）
【作者简介】吴俊，男，1962年生，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本文根据吴俊先生2015年12月7日在吉林大学学术演讲的录音整理而成。
图片来源于网络
责任编辑：何春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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